游戏里你可以知道自己血槽快空了,但现实世界里我无法知道

文 图 陈轴 金宁宁提供  编辑 Miki

陈轴,1987年生于浙江,目前工作和生活在上海。2009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系毕业,之后在艺术行业从事当代艺术工作,主要从事录像艺术创作,也涉及绘画,装置,摄影等媒介。其首部电影作品《模仿生活》获2017 年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视野奖,并入选第61届BFI伦敦电影节等。

金宁宁,1980生于中国上海,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以绘画为素材表达自己原始未被加工的情绪。基于这一点,创作一切能与空间和时间发生关系的作品。用这种能量的输出方式希望得到更深层次的交流,因为对他而言绘画先是身体也精神的。

左:金宁宁画的陈轴  右:陈轴画的金宁宁

陈轴=C,金宁宁=J

C:你不想做什么?

J:我不想开车。坐在一个机器里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还要按着路开,而且很危险。其他事情都太大了,我能想到的比较具体,而且可以不做的就是开车。想了一堆其他的事情,感觉真到眼前,有必要做好像还是会做的。

C: 感觉你对在机器里这个事情挺排斥的,上次在滴水湖你好像说过什么飞机之类的事儿。

J: 是啊,杀僵尸什么的都会做,因为感觉人行动的时候为什么要被个大铁皮壳子包着?飞机还比车好点可以瞎开,车得走马路。

C: 所以你上次裸奔是什么时候?

J: 裸奔没有过啊。

C: 草地上拍的裸照那次?

J: 没有奔啊,就拍了照,是裸躺。在没有人的绿地躺着算裸奔吗?

C: 裸躺。裸露蛮好的,支持裸露。

J: 是指真的肉体裸露吗,这我同意。

C: 我最近变的比较情绪化,老想骂人,你感受到了?

J: 感受不到,你骂我试试。

C: 没法骂你,你智商不够低。其实我觉得情绪化大概是我一个新的节点。

J: 情绪化以前有过吗?感觉你之前都在控制情绪,最近事太多崩了吗?

C: 最近我有故意不控制情绪,因为对控制这个事情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

去年金宁宁和陈轴在北京一起策划的Happy New Baby派对

J: 想想感觉刚才被你骂了。

C: 哪句?

J: 骂我智商不够低,感觉是低的但还不够低。

C: 哈哈哈,逻辑好精密。

J: 你说说故意不控制这件事吧,你骂谁了?

C: 你不认识,最近正在制作一只新的短片《蓝洞》,上次演员排练的时候,戏比较丧也比较激烈,为了带入演员我也一直在入戏,结果弄得很情绪化。

J: 到现在还没出来,还是找到新的玩法了不想出来了?

C: 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需要使用情绪化,这种感觉挺逗的,知道自己在情绪化。

J: 挺好的,肯定有用,心跳呼吸都会变化,肉体节奏变化会觉得很刺激吧。像不像听音乐?感受震动的变化,但你又知道你在听音乐。

C: 那你是一个好听众,反正那种情绪化在我这有点表演的意思。

J: 你说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啊,表演太难了需要天赋,你行吗?我感觉扮演一个东西好累。

C: 我不太行,但我好像有一点点入门了,虽然自己特别不会,但我一直蛮迷恋表演的。因为我觉得都是表演,轻重不同而已,大多数轻得自己也意识不到。如果有意识地表演一切,生活中的一切,我就觉得很好玩。

J: 想想这个事情觉得有点可怕啊。

C: 不觉得很好玩么?像打游戏。

Happy New Baby派对

J: 也许吧,表演到极致,内心到底应该是尴尬疯了还是得意疯了?反正我会替别人觉得累和尴尬,我觉得你那种情绪化我看来不像表演,两层都是真实的。

C: 对,我说的那种表演其实是一种心里认知,而不是那种做作的表演。就是时刻知道自己的行为,并可以操控RPG(角色扮演游戏)一样操控自己的行为,而不被行为操控。

J: 前面那句我同意,后面那段我做不到。

C: 我也做不到,非常想做到。我以前会通过朗读自己的行为来训练这个能力,默念。

J: 我说不清,现实世界的刺激太复杂了难以归纳,和游戏机里的世界不太一样。游戏里你可以知道自己血槽快空了,但现实世界里我无法知道。

C: 是,当局者迷,旁观自己。

J: 看上去是重复的动作,每次也会有不一样的微妙变化,我觉得旁观会失掉些乐趣。

C: 这个点是最纠结的,到底彻底失控更好玩还是表演更好玩?

J: 所以我觉得你旁观状态也是暂时的,因为你不旁观你痛苦。

C: 因为功夫没练成。

J: 哈哈,彻底失控和表演都太极限状态了。

C: 你觉得自己理性么?

J: 我不理性。

C: 但你思维蛮缜密的。

J: 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C: 思维缜密很好。

J: 理性的人也可以很大条。

C: 嗯,理性真的挺可怕的,我觉得思维缜密然后感性这样很好。

J: 我觉得我太敏感了,所以不理性。

C: 敏感为什么不能理性?

J: 理性是机器,不怕热也不怕冷,我怕冷还怕热。

C: 肾虚。我是不是蛮理性?

J: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专心,你很专心,所以显得理性,但谁知道呢。

C: 你说专注一件事儿么?

J: 你的行为模式并没有让我觉得你理性,我觉得你一直挺脆弱的。

C: 也是,太瘦,确实很脆弱。

J: 哭过没?

C: 操…… 从小到大?还是最近?

J: 最近。

C: 我脆弱,但我不哭的。

J: 哈哈哈,我哭过的。

C: 上一次什么时候?

J: 我想想,五月份吧。

C: 干嘛呢?

J: 大概是太关注自己感受了。

陈轴2016年拍摄的第一部独立制作长片电影《模仿生活》预告片

C: 上次看完伊凡伊里奇那篇短篇挺触动的。

J: 哪个啊?

C: 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小说。

J: 说什么哪?

C: 说一个人死的最后几天。看完后觉得要活的真实一点,我觉得这个短篇是个人都应该看看。

J: 我回头看看。你觉得人呆在哪重要吗?

C: 简直了太你妈重要了!!!难道不是么?

J:  我以前觉得不太重要,在哪都差不多,现在好像还这么觉得。

C: 我不行,我做不到。

J:  你个人体验吗?北京上海大不同?

C: 很不同,我在这两个地方完全是两个人。

J:  所以你比较喜欢北京?

C: 是啊,安全是最大的毒品。

J:  我怎么觉得发型对我影响更大。

C: 我觉得你还是推成秃子吧。

J:  我先不,我要观察下自己。你描述下你最近的外貌可以吗?

C: 矿工。脖子以上晒的很黑,寸头1厘米,鼻梁上有个伤疤,眼睛不太友好。

J:  你觉得艺术家需要休息吗?

C: 我觉得艺术家全部的工作就是休息,因为我痛恨有目的地做作品。

J:  有目的这件事,你能逃避吗?

C: 我不太能,尽力吧。

J:  你最近都用什么办法来休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休息 ,最近什么都不做会感觉到焦虑。

C: 我最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在赶工。不过我说的休息是指心态上吧,即使创作也应该是休息着创作。

金宁宁的作品Happy New Baby

C: 你想做一个乞丐吗?

J: 我想但我没技术,乞丐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吧。

C: 行~那我们改天试试吧。

J: 还要继续那个乞丐计划?

C: 嗯,一直想。

J: 我想了想,你之前说的那个计划不是乞丐计划。

C: 流浪汉吧,在马路上住一周什么的。

J: 流浪汉,游民,乞丐,我不知道,有家的人 。而你我住一周也是要回家的,真正的流浪汉是回了家也不会把那个当家的人,好难做到啊。

C: 慢慢来吧,先试试。

J: 在马路上住一个礼拜,之前不是说一天吗?变成一个礼拜了。

C: 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得趁着天凉之前。

J: 绝对会死的。

C: 坚持不了就回家咯。

J: 你这么做目的是啥啊?

C: 好玩啊,你不觉得么。

J: 噢,你没目的的。

C: 而且拥有这项技能蛮重要的吧,总会用到的,哈哈,为以后打基础。

J: 我觉得住在马路上我不行,移动起来估计可以,就是不要钱从上海移动到广州之类的。

C: 没钱还是会住马路的。

J: 住马路,简直就是你的目的。可以蹭超市空调,或者白天在银行里睡觉,不用住马路的,还有很多楼顶可以睡,还可以去自动贩卖机下面或者游戏机房的游戏机下面掏硬币。你有没有做流浪汉的技巧?

C: 也没有,我觉得都可以,等我最近把身体练好先。

J: 你有空练身体?你看到过乞丐锻炼身体的吗?

C: 一天这么长,又不是为了考到乞丐的证书。

J: 我觉得不能锻炼身体,就得按平常体能去搞。

C: 好家伙……较劲了。

金宁宁在《数码HOUSE-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展览上的作品Xmanga局部,图片由西五艺术中心提供

J: 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会去吗?小时候有没有一个人逃家流浪过?

C: 一开始还是有伴比较好吧。离家出走过一次,很快就没出息的回来了。

J: 不知道啊,我觉得流浪不都是一个人吗?

C: 嗯,确实是。不过还是想和大家一起做点好玩的事儿。

J: 是吧,然后认识些陌生人。我最近倒是蛮想一个人去个陌生的地方的,我回头试试,坐个火车随便挑一站下来。

C: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其实会很没劲,因为你还是会去住旅馆,中国的多数城市没什么想象力。

J: 我以前也试过,觉得还行,我走到一个镇,那个镇里有个巨大的监狱。你觉得中国没有想象力吗?我不怎么觉得啊。

C: 我说的多数城市吧,偏一点就还行。

J: 我觉得城市之外还是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吧。

福声和CDEX,京港“最后一间”唱片店的对话

吕彦妮、郑文  受访者提供  编辑 郑文 

“香港,最终其实也容不下世上最细的一间唱片铺。”——Carl       Photo credit: aotaro via Visual hunt

编者注:香港开了27年的CDEX——镭射唱片交易所关门了。是因为租金高企、妻子抱怨发不了财,抑或是人们沉溺于吃喝玩乐和网购、却不愿再亲自买一张实体唱片的世道变化? My Little Airport的歌《去信和卖碟》里说:“到你再过多两年,差不多三十岁的某天,你会去最后一次二手唱片店,卖去过往十数年买落的几百张唱片。”刚巧,这部MV就在CDEX取了景。示威人群曾占领旺角弥敦道,阻挡了人潮,CDEX低迷了几个月也没倒下。现在,这间小小门面却要永远地跟大家告别了。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一家开了也有15年之久的老唱片店福声,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在北京的整修闭店潮中,艰难寻找下一个店址。

于是我们促成了北京福声唱片店老板王卓辉,与香港CDEX唱片行Carl、D的对话,希望他们向对方提出三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也邀请他们聊了聊一些实体音乐店铺经营者共同面对、思考的问题,试图从中寻觅在北京、香港这两个中国代表性大城市,维系一间唱片店的苦与乐。

福声唱片之前经营了15年的店铺旧址

WKLY:你们的唱片店分别开了27年、15年。最初想要做唱片店的初衷是什么呢?

Carl & D:由于自己从来都是唱片痴,整天都不停想着要买唱片和听唱片。除了开唱片店,根本想不到有其他愿意做的生意。

王卓辉:对于我来说开这家店也是源于对音乐的热爱。很小的时候家中就有了电唱机,和父母一起听音乐,后来有过渡到卡带时代、CD时代。当年我还是个小孩子,娱乐方面的东西很少很少,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幸福。也正是这样,音乐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以至于影响了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最终选择经营一家唱片店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

当时是在八十年代初,我随家人听的都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歌曲,李谷一、成方圆、程琳等等。那时人们还都是单休制,收入不高,每个工薪家庭都差不多,刚刚才有万元户的概念。那时接触的音乐算是我的启蒙了,再后来接触的是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当时大街小巷播放的都是流行的港台歌曲。音像店也不少,有些甚至就是一个铁皮篷子,里面放着很多磁带。我在其中也找寻着自己的快乐,学生时代到工作之后我的零用钱基本都花在了这些上面。在厨房工作的那几年里,伴随我的是个随身听,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在用。公休日一般都会去大大小小的音像公司、音像店淘碟。回忆起那段时间,无疑是最快乐的。厨师的工作不是我所喜欢做的事情,当我第一天进入厨房我就曾暗想:早晚我会离开它。

开店之初我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样的货品,经常是店内的货架空空,但我只提回一个塑料袋的新进货品。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定位的概念,只是追着热点走,进些流行的畅销品拿回来销售。附近的居民、上班族、学生构成了当时的主要客源。

 

WKLY:在做唱片店的过程里,曾经遇到过的比较大的阻碍和困境是什么?

Carl & D:曾经有个两个比较大的困境:第一次是在开业几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店是在商场地库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整条街道疯狂浸水,令店铺水漫及膝。大部份货品付诸流水,损失惨重。

另一次是旺角弥敦道被示威人群占领了。没有人敢到这里来。当时每天的生意额几乎是零。持续了几个月有点忘了,伤亡惨重。

王卓辉:困难和阻力是方方面面的,有的来自家庭、来自自身,有的来自大的经济环境、高速的数字时代。详细说来是顾客的流失,有些经常购买的顾客很久不见了,也可能是不玩了或者找到了新的购买场所。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加剧了这个情况。进入2005年,周围大大小的同行都关店了,也很说明问题。很多大型的连锁公司都倒闭了。我也问过自己这行业是不是不能做了,我也曾试图另开新店,但有两次都失败了。一个小店再加之所属行业的特殊之处,生存与发展都是很难的。

福声唱片店的唱片架

WKLY:在唱片店里的每一天里,最让你们觉得幸福和美好的时刻是什么?

Carl & D:当然是有美丽的女孩来跟我谈音乐的时候吧。她们热心得匪夷所思,误以为拍档写的文字及所选的音乐全是我的品味,甚至会带红酒来跟我一起喝,一起听音乐互相抱抱。旁人非常妒忌。

王卓辉:就是与几个由顾客变成挚友的人一起交流,一起欣赏音乐。

 

WKLY:讲一桩在过去唱片店时光里印象深刻的,有趣的故事来听听吧?

Carl & D:有一天有个不懂讲广东话的乐迷带着美丽的女友来找唱片,他费尽心神找到了两张非常罕有的唱片之后,非常开心地要求跟我合照,也让他的女友跟我合照。他离开之后,有别的客户跟我说那是五月天的吉他手怪兽。我之后才知道。

说真的是他要求我合照啊,难以想像吗?

王卓辉:当年有附近学校的同学逃课出来,没有地方去,来到唱片店内。一对学生情侣穿着校服在店内亲嘴儿,看起来特别香甜,我羡慕又嫉妒,至今记忆犹新。

 

WKLY:你们的音乐启蒙是如何发生的,怎么爱上的音乐?

Carl & D:初中时代,香港的音乐文化是非常崇洋的,电台、电视台以至街上也能听到很好听的西洋音乐。美妙的旋律由那时开始吸引我,从此沉溺下去。

王卓辉:小时候的家庭影响,父母在这方面的喜好给了我启蒙,让我有去聆听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大,越发的离不开音乐了,自己也有着越来越清晰的音乐欣赏取向,由喜爱变成了热爱,并对乐器感兴趣。喜欢他们独有的音色,还有音响设备,喜欢他们带给聆听着的不同感受。

王卓辉

WKLY:音乐的魅力,你们觉得在哪里?

Carl & D: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可以跨越文字,跨越文化,连接不同年纪、不同背景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心,让大家可以沉醉在同一样的音符之中。

王卓辉:音乐的魅力在于他的感染力,每种音乐风格都有它的感染力,音乐也不分好坏,找到自己适合的就都是好音乐。

 

WKLY:在你们看来,一间唱片店的存在对一个城市而言,意义是什么?

Carl & D:唱片店可以反映不同地方的文化,民生品味。也可以反映当地独特的消费模式。

王卓辉:我认为在一个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层面都有存在的必要,在我看唱片店是一个与听众见面交流的重要场所,唱片店的存在多少也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不少的人文色彩。毕竟与书店一样,都是大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看似微不足道,但之后都被饭馆所取代那才是最可悲的。

 

WKLY:在你们的观察里,这20年间,人们对音乐、唱片的感情和态度,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Carl & D:由于娱乐的选择多了很多,人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很多。20年前,乐迷会用他所有的金钱去买美好的音乐,但是现在他们宁愿挑选在饮食、旅游甚至游戏机硬件上。即使在音乐层面,他们宁愿花钱买昂贵的耳机向外界展示,但却用来听网上免费播放的低劣版本的音乐。宁愿花费金钱吃一碗只能得到10分钟官能刺激的拉面,也不愿意买一张影响他一生的唱片。

王卓辉:这二十年中,音乐行业是细分再细分的,在音乐方面的消费者也是在细分的,随着数字时代的大飞跃,有人认为音乐与其载体是一文不值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对一张唱片爱惜有加,如获至宝。

这是深度价值观的区分,在主流人群的对面就是小众,他们是并存的,关键是对音乐的态度。

福声唱片货架上摆满的CD

WKLY:在数码化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张张唱片呢?

Carl & D:我们从来都觉得,听唱片其实是一项应该隆而重之的的仪式,一次可以洗涤你心灵的经历。你捧着唱片,安静地坐下来,欣赏唱片的书册以至唱片封套。听着,想着细微的每一个音符。数码化带来的便利,令人不再用心专注于音乐上。

王卓辉:这点还是要看自己如何对待唱片的价值,毕竟唱片是音乐的载体,它通过创作、录音、设计、包装、流通、销售来到你的手中,你要是赞赏他就应该去支持他,毕竟他才是最全面的展示音乐的方方面面。实体唱片带给人的也是存在感与满足感,相信大家能与我有同感。数字时代挺好的,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台北故宫、或者浏览台北故宫.com,大家都能尽兴。

 

WKLY:店铺关张那一天,有什么细节或者故事,是让你们二位印象深刻难以释怀的?

Carl & D:临近要关店的几天!想像不到的是,原来我有这么多客户是迷恋我这样的小唱片店的。有十多人不眠不休地来帮我搬铺,打点东西带回家。不眠不休,不分男女,非常感动。

王卓辉:临近关张的那几天,有些许久不见的老顾客知道消息后都来了,还有人带来鲜花送予我们。这也表明多年来这家小店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他们带走了在这买的最后一次唱片。其实我知道那几张唱片不是他们的必需品,购买下来有其特殊的意义所在。我也为此感激与欣慰。

 

WKLY:店铺关张后的第一天,你去做了什么?

Carl & D:闭店的第一天,我一如过往,按时回到了空无一物的店子内。由于已经没有上锁,我走进店内如常地开灯,开冷气。在空无一物的店铺向外张望,感受店内可能残余的妙韵。

王卓辉:我在父母家中度过,这些年来陪他们的时间真是太少了,正好赶上这个时间节点,顺其自然。

 

WKLY:是否还有想要重新寻找机会再开唱片店的愿望?如果有,现在比较需要的是什么?

Carl & D:其实现在通过Facebook,正在做网上买卖,也在网上收订单,为全世界不同的客户找他们找不到的唱片。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直支持帮助我的女助手Christy。非常感谢美丽的她。

王卓辉:关张前就在找下一个经营地址了,我们还会继续的。就像一位朋友用一张专辑的名字鼓励我:结束等于开始。现在在选址中,也需要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帮助。

 

WKLY:你们的性格里都有一些反叛和坚持,这种性格来源于哪里?

Carl & D:其实就是来自摇摆音乐以至流行音乐的潜藏力量吧。音乐要做得与众不同,也要反传统。这不就是反叛的力量吗?

王卓辉:年轻时听了太多的摇滚乐,那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也影响了我很多方面,让我变得更现实、更坚持。那些不一样的、小众的东西,区别于主流,我认为他们也是真实的、不经过美化的、直接的。

Carl

WKLY:曾经对你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乐队或者歌手,是谁?他们给了你怎样的力量?

Carl & D:影响最深远的,会选择日本国宝级乐手坂本龙一。他由初出道开始玩电子音乐,进而拓展world music,现在老来更将前半生的acoustic 音乐和近年最喜欢的电子音乐合并,完全创造出一个自己的音乐世界观来。比起披头四残余的成员每天不停想方法食老本,不知进步了多少。任何人也可透过自己的能力,创造自己的世界,也可尝试将自己的世界观推向别人,寻求认同。

王卓辉:崔健音乐在早年给我很多影响,决定了我的审美。窦唯从一个摇滚歌手到音乐家的转变令我佩服。

 

WKLY:如果现在有机会回到唱片店还在的日子,选择某一天,你们希望回去哪一天,为什么?

Carl & D:说来奇怪,我会希望回到快要结业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每天都有些旧客户,多年不见的人,也有些从大陆、台湾走来的客户以至全新客户,走来跟我们道别,或者拍照,也有送礼品和书信送给我们。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王卓辉:从第一天开始,因为总有很多不完美等着我去把它们修正。

 

CDEX 提问 福声

 

Carl & D:你卖过最戆贵的一张唱片是什么,成交价多少?

王卓辉:崔健的首张专辑,成交价2000元。

福声唱片里的唱机

Carl & D:你最难忘的一个客户是什么样的?

王卓辉:一位八十四岁的顾客来找我买一台电唱机,为的就是聆听他年轻时收藏的黑胶唱片。他说现在流行的歌曲他都听不了,就觉得当时的歌曲听来顺耳。

 

Carl & D:你有没有后悔过去开设唱片店?

­­­王卓辉:我也曾茫然过,想放弃过,但也只是想想。没有后悔过,如果我不去开家唱片店,我怕我到时会后悔的。

 

福声 提问 CDEX

 

福声老板王卓辉按:我记得我去过CDEX的店内两次,对那家唱片店的印象很好。老板的店内定位很清晰,业务很熟练,几乎每张唱片上面都有手写的标签,看着就很敬业。我喜欢店内的甲壳虫海报,老板说是从英国自己带回的,自己的珍藏,不愿意出售。 我也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唱片,那张确实难,Cassandra Wilson在九十年代的德版专辑。对于我们,CDEX是前辈,有着光阴二十七载,由衷的钦佩。)

京港二位唱片店老板最喜欢的窦唯、Yellow Magic Orchestra、Cassandra Wilson音乐专辑封面

王卓辉:您这27年间可以反映出香港唱片市场的走势了,是什么时间最繁荣、顾客最投入,是什么时间开始衰退的?

Carl & D:最繁荣是1990年代初至中期吧。金融风暴之前,经济一片荣景,唱片公司以天价合约价签下艺人,发表的唱片也有众多不同的CD特别版本或什么珍藏版本,可说穷奢极侈,收藏的乐迷也非常疯狂。另外,往昔只在黑胶唱片出现过、久没再发行的的音乐,也在这段时间大规模地reissue。

至于顾客的投入方面,小店从来卖的都是算是niche market的货品,有幸承蒙顾客关照,一向不过不失,但大约从四、五年前开始吧,在香港卖实体CD的生意开始明显地持续转弱。

 

王卓辉:自己心爱的唱片,如果有顾客想要,你是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的?

Carl & D:广东人有句说话是这样的:卖仔莫摸头,但其实很难做到。自己虽然心爱,但店内的货是给客人选购的,尽量不去看或想那唱片吧。卖出时会尝试与客人倾谈两句,看看他对这唱片有什么意见,也尝试要求拿着唱片拍下合照,当个纪念吧。

 

王卓辉:是否对音乐还有热情,每天还在听不同的音乐吗?

Carl & D:我们这类人迷恋音乐那么久了,戒不掉也不想戒,血肉都沾上音乐的味道。每天都要有音乐陪伴。我自己学识有限,年纪大,接受能力转差,新的音乐品种往往由合作伙伴发掘及推介。

招牌林立的港式街道     Photo credit: green_intruder via Visual Hunt

记者手记:第一次造访香港唱片行CDEX,是在2017年4月末,友人传来一纸洋洋洒洒的公开信,就是CDEX的合伙人之一 Carl 所撰写,讲述自己唱片行经营27年即将在6月初闭店的消息,满篇有傲骨无傲气。恰逢其时要过去香港出差,去CDEX再看一看于是成了那一次行程里最重要的安排。

从港铁站钻出来,是招牌林立的港式街道,过街信号灯叮当作响,握着手机用导航指引着找到信和中心,下至地下一层,一个一个小铺位找过去,转了半个圈,B32就在眼前了。我忽然在门口有半刻却步,远远看到染了粉色头发的Carl(C for CDEX)站在只能容一人站立的柜台后面,和客人攀谈着,觉得似有盏幽灯挂在暗夜里的那种醒目。

后来在店里玩了很久,一张张碟片看过去,读Carl为它们写的推荐词和备注,很小的手写字,写在黄色的便利贴纸上,再嵌在碟片上。那些字写得真好啊,我自己专职做文字工作,一读就能感知到那种一个人对心爱事物的感情,却又是那么慷慨的,鞭辟入里的好。他是真的读透了每一个乐手,每一张唱片的心,直引的不懂的人,也有了走进去一听究竟的兴趣。

后来竟也向之前那些客人一样,倚在柜台前和Carl聊了许久,听他讲店铺关张的始末,也有点冒失地问他,关店后第一天准备去做什么。他好像对这个问题全无准备,仓促说“没想过”,我不罢休,让他现在想,他说,大约要去坐坐地铁,去些没去过的站。

27年,他每天都搭同一班地铁在同一站下车,来CDEX开张,很多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去过。我听他这么讲的时候心里觉得酸酸的,也是真的希望任何一种失去背面都还存留着另外一种获得。

我向来很少和人照相的。那天朋友怂我,去和Carl照张相嘛,他会开心的。我于是就那么做了。我还恳求他可不可以把我买的那几张唱片上附带的黄色小纸条赠予我,他没答应,这是开店至今的规矩,不能破的。那些小纸条他都存在相片簿里,一张一张插好,有多少本了呢?他数不清了。好吧,那是他的岁月,太沉了,我们碰不得。

雷磊:敲着木鱼修行,在动画中度过的时间乏味而持续

刘宽  沈伯韩  编辑 郑文

采访雷磊之前,我正好“干眼症”发作。那是一种表现为眼睛湿度过低、没有彻底治疗方案的眼疾。雷磊一听,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很浪漫的病啊,如果有人老是能让你哭,你的病是不是就好了?”  

我们在他位于北京东四十六条的工作室见面。他的房间位于胡同一隅,和一个来自美国中部的音乐家共享一个只够放下一张桌子的院子。雷磊的窗台上晾着几个橡皮泥捏成的小人,路过的人可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儿童课外美术辅导班。

他戴着标志性的黑色宽檐帽和半黑框的眼镜,穿着黑色的某滑板品牌的T恤。T恤上有几团带着晕染效果的黄色,呼应着胸口的“虎头”。那是他在美国洗衣服时,错把漂白剂当洗衣液用的意外收获。他说自己老戴黑帽子的原因,可能是觉得即使以后老了也显得风格统一,说完把帽子摘下来,对我说:“你看,我今天证明下自己,我是有头发的,头发还挺好。”

雷磊可能是如今最炙手可热的影像艺术家之一。上个月,他的短片《手工上色no.2》(与法国艺术家托马斯·苏文合作)入围了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短片竞赛单元(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是少有的国际动画协会认可的四大动画影展之一)。

《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40s片段

在此之前,他已经囊括了很多国际奖项:2010年《这个念头是爱》获得渥太华国际动画节最佳动画短片奖;2013年《照片回收》入选昂西国际动画节,获得荷兰国际动画节最佳动画短片奖;2014年担任萨格勒布国际动画节,荷兰国际动画节评委,同年获得亚洲文化协会蔡国强艺术奖学金……目前,他的个展《进行中》在西安OCAT进行中,明年春天,他将开始在洛杉矶一所学校任教,教授实验动画。

有很多人问过雷磊做动画的原因。过去他会说,因为自己喜欢极限运动,又喜欢音乐,而动画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事情的原因有时候会随着结果而产生变化,因为结果会改变认识。现在,动画对他来说,就像是创作的母语,是最接近本能的表达。

从最近的几个作品开始,雷磊逐渐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工作方法:在搜集来的旧物中整理和加工,最后用动画的方法给这些可能没有直接关联的旧物一条虚构的时间线索。他所使用的旧物包括收藏家苏文从北京北五环的一个垃圾回收站收集到的50万张废弃底片组成的“北京银矿”,还有他在全世界收集的《人民画报》等等。

这些原本确凿而具体的人、事、物,在他手中变成了人物或者人物原型。他像个小说家一般,在他创造出来的时空中给这些人物前因和后果,在人物的现实和他的动画所表现出的结果之间,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诗意的空间。

在《手工上色》这个作品中,雷磊从苏文的收藏中选择了一些黑白照片,在两年间,对照片进行反复手工上色,然后扫描、打印、再上色,如此周而复始,制作了1168张手工上色照片。他用拼贴和描摹的方式将这些老照片联系起来,用色彩的变化、图层的移动,让那些原本消失的生命,在他制造出的时间流逝中重获新生。  

“我可能是用个人的历史去重构一个群体,虚构一个群体历史的一个表面,或者是一个景象。然后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影片之外,我还是在问我自己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我从哪儿来,或者是我的背景是什么”?雷磊告诉我他用这些旧物来进行创作,其实也是为了弄清自己对旧物的情感究竟来自哪里?是否跟他的身份认同有关?

过去的两年里,他因为参加电影节、艺术家驻留项目等,有257天都不在国内(他为自己计算了准确的数字)。这个来自江西的85后青年,从高中开始就离开了家乡,现在又有大量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跑,在那些到处都有星巴克、都有Seven-Eleven便利店的地方。当大家都在谈论特朗普,谈论全球化,他有时候会忽然恍惚地想,自己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更务实的(疑问)就是,我和国际上的其他艺术家有什么区别?我那些所谓诗意的叙事情感,究竟来自于哪?通过《照片回收》和《手工上色》,我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成长在中国的,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孩。这肯定是句废话,但其实我们都忘记了。”

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雷磊需要找到身份认同,同时也需要自我确立。动画让他觉得安全,因为动画作为一种被他形容为“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作坊的创作”,能够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图像变得廉价的时代,让他觉得脚踏实地。

甚至为了落实这种安全感,雷磊会尽量让自己“电子性”的作品——动画本身,与一个“物理性”的物体同时存在。除了用旧照片,他的作品《Books on books》中,他从父亲的一本书《国外书籍装帧设计选》出发,把书上印刷的西方优秀的书籍设计封面剪下来,再贴在很多他在柏林和维也纳买的二手书实体封面上;在个展《进行中》中,他用捏橡皮泥来“捏造”他所没有经历的故事……

这些具象的物体,某种意义上也让他的作品真正和现实链接在一起,成为更多观众进入他作品的入口。自我确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自我说服。雷磊要说服自己,需要真正经过了时间的身体践行。他谈到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谢德庆和他著名的五个“一年”计划。在这五个行为艺术中,谢德庆分别用一年时间将自己囚禁在木笼、一年每小时打卡、一年不进入人造庇护物、一年用一条2米半长的绳子和艺术家琳达·莫塔诺腰间绑在一起却互不接触、一年不做艺术。雷磊认为谢德庆不同于很多空有观念的艺术家:“虽然他展示的时候,也有一个宣言作为他的观念。但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在实践这个观念。这让我觉得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分量的。你会看到这一年他在用身体去体会,他在一年里面心态会有大量的变化……我觉得我在做照片的时候,比如手工上色的时候,就是两年在重复做一件事,不断都会有东西在反过来刺激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无论他渴望或排斥,如今的雷磊已经处在所谓的“当代艺术圈”之中。这一点让他感到不安,因为他害怕陷入一种徒有观念的虚无中。“就是你可以看到历史上很多极简风格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可能就是一条线,但这个不是他创作的全部,还有他所有的成长经历,他背后的思考,所处的时代背景等等,(使他)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有些当今的艺术家,你还要说我可以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一张纸,这我觉得就太简单太肤浅了”。他觉得很多只有宣言、没有实质的作品都只是故弄玄虚,说完又生怕自己显得锋芒毕露似的,补充道:“我一直不太理解,可能我没有修为吧。”

雷磊觉得“时间”是所有艺术家终究都需要处理的问题。动画制作的过程中,有大量重复的工作,他在动画中渡过的时间乏味而持续,像极了敲着木鱼修行。他随手拿起身边喝空的星巴克杯子举例:  

“比如我要求自己像敲木鱼一样,每天捏一百下这个杯子。可能第一天没有什么反应,第二天也没有什么想法;过了一百天,可能我还是会觉得这个行为太虚了,太傻X了,但也可能会想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物理上会带来有些变化、肌肉上会有些习惯……动画就是重复、重复、重复的一个东西。”在重复这个动作之前,他并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会领悟到什么,但他必须亲身去经历这样一段时间,从而获得确信。

《这个念头是爱》剧照

说到这里,雷磊自己收了回来,像是有另外一个只信奉行动的他在不断提醒这个滔滔不绝的他。时间,将会是他明年春天在洛杉矶授课所讨论的主题。他说自己不会教给学生任何制作动画的技巧,但他会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善于处理时间的艺术家。除了谢德庆,还有用电影记录时间的导演蔡明亮、雕塑家隋建国和他的《时间的形状》、每天都在画布上平涂一层颜料的画家王光乐等等。他希望学生透过其他艺术家理解和处理时间的方式,找到动画去处理时间的方式。

采访那天,他说他有一个工程文件出了问题,但动画的图层已经合成了,技术上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动画专业,但他现在运用的动画技术还是主要依靠自己摸索。他形容自己的技术“很笨很烂”“路子野”,可能会带来创造力,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毕业后他大部分的同学从事了平面视觉设计、绘画教育等等,他虽然做了动画,但也没有进入动画工业。

和一些刚毕业的动画专业学生谈论动画制作时,他会发现学院教育给这些年轻人留下了刻板的烙印。“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用动画做一个伸手的动作,他们很可能会把这个动作做得有弹性,因为学校里都是这么教的,但这种质感就非常的迪士尼,或者很工业化。”说着他用手比了一个“有弹性”的伸手动作,手臂先往后缩回一些,再弹向前方,果然瞬间变得像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但他的动画是完全不同的,他动画中人物的动作是不流畅的,画面甚至都不流畅。但我第一次看他的动画作品时,恰恰就是被这样的不流畅所打动。几乎每一帧的跳跃,都以一种笨拙的姿态,消解了图像作为被观看之物的傲慢之处。这种笨拙,像是一个不肯放弃过去的人,必须把回忆抽丝剥茧,才能获得安宁。

在制作动画时,创作者需要去控制安排每一帧的、帧与帧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获得了真正地去控制时间的能力。“比如在创作一个远景的时候,摄影机的帧是连贯的,电影创作者像是有一个毛笔,他/她可以泼墨;但动画艺术家有的是一支针管笔,需要有一个远景的话,可能要一帧一帧去堆积出来一个事件。就是说动画会有更多的权力,你可以去创造一个新世界,没有蓝图和脚本。”

获得权力也伴随着挑战。一支针管笔你怎么去画一个大壁画?这就是动画工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工业系统中你可以让一千个人拿一千支针管笔去完成一个大壁画,但雷磊只有一个人。“上帝给了你一种这样的工具,你有更大的权力,你可以做得更细,但是你也不能受他的蛊惑。你要退出来、退远一步再去做,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住这个工具。”雷磊把对动画的追求放在了动画之外,通过动画去介入外部世界,而不是在动画内部追求视觉奇观。

《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40s片段

他最近在西安的展览《进行中》与他下一部关于“家庭变迁”的影片有关,是片子筹备过程中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一切。他使用多个屏幕去展示不同维度的素材,比如他爷爷的拉二胡的录像,他父亲画画的过程,还有他去年在家乡拍的素材,他收集的《人民画报》等等其他档案。这将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片:“短片可以是一个点子,而长片是一个系统,如果你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它是一个比喻链条。我不光是把这个桌子比喻成一个老太太,我还把那个椅子成比喻成一个老头,可能要做一百个这样的比喻,形成一个寓言系统。”

这个由短片到长片的过程,也许也是他在摆脱一帧一帧的动画对他的桎梏的过程。毕竟动画只是他的语言特点,并不是他想表达的全部。动画给了他对时间不同于他人的感受,他也因而获得了破解虚构和现实空间的密码。   

我们的聊天从上午持续到午后,中途他的助手来到工作室,开始帮他做大量的扫描工作。他推掉了一些国外的驻留项目,因为觉得“驻留”并不能解决创作的核心问题,创作还是得跟自己相处。他每天十点来到工作室,工作到中午,常常会去胡同口的护国寺小吃,点一份炒饼,冬天会再点份羊汤,夏天点份杏仁豆腐。     

《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剧照

除了艺术家身份,雷磊还是一个音乐人,之前和朋友们成立的乐队叫“嘿!!!”,但也很久不演出了。作为一个Rapper(说唱歌手),自从《中国有嘻哈》节目火了之后,他也不好意思再提自己也会freestyle了。但他仍然觉得音乐是距离荷尔蒙最近的东西之一,而动画创作是另外一个非常“禁欲”的极端。他曾多次在其他采访里提到“荷尔蒙”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那是“像是化学反应或者灵光一显,总之就是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他的“成名作”《这个念头是爱》其实最初就是他专辑里的一首歌。但他觉得像那样“非常甜,糖分高”的动画,现在的他做不出来了,即使再去做也是“装可爱”。很多做音乐的人如果在拥有荷尔蒙的同时不读书、不进步,最后荷尔蒙耗尽,都“死在了29岁、30岁这样的当口”。

动画赋予了雷磊一种更极致地去解剖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提高了他建构的难度。他必须要在一个极度理性的工业规则,和极度感性的视觉语言中,不偏不倚地找到最接近他自己表达核心的平衡点。

也许是出于这种平衡感的追求,雷磊很怕被定义和归类,所以他很喜欢他的制片人在一次创投会上介绍他的作品时说的话:

“这是动画,但也不是动画;这是纪录片,但也不是纪录片。这是CINEMA。”

早就是“屏保”和“蘑菇替代物”了,郭锐文不介意成为“网红款”

Luya   郭锐文提供  编辑 Miki

 

The hex是利用计算机算法制作而成的影像装置作品,它将音乐和视觉影像完美结合,其中线条矩形结构配合场景光影在画面中不断被分解与重组,视频里明暗交织浮动出现,就算只有简单的黑白两个颜色却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让人对画面产生无限联想。这部视频是出自中国新兴视觉艺术家郭锐文(Raven Kwok) 与加拿大电音厂牌 Monstercat 旗下Karma Fields在2014年合作的系列MV中的一部影像作品。他运用Processing程序代码生成,生成的图像配合音乐的波动相对形成视觉与听觉的流线表达,这些作品拥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时常被媒体形容为迷幻,不可描述,独特,神秘的感官交互体验。

自2014年于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电子艺术专业毕业以来,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让他一举成为了当代炙手可热的新兴艺术家,其作品向观众展示了独特的算法美学与全新的艺术发展可能性。

 

郭锐文的“工作照”

 

WKLY: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您的作品,这个词会是什么呢?

Raven Kwok: 算法。

WKLY: 图像来自视觉,音乐来自听觉。视觉与听觉作为人类的两个主要感官功能是我们认知的来源。通过您作品中的声音与图像,您希望向观众传递出怎样的观念呢?

Raven Kwok: 我本身更加重视作品的感官体验,而不是直接灌输给观众一个特定的观点或是概念。另一方面,由于作品的创作过程也是我自己通过定制,组合不同程序算法探索视觉效果,空间结构,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ation)的实验过程,所以如果可以因此激发观众对跨学科领域的兴趣与关注,获得一个附加分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

WKLY: 今年年初在上海举办的 James Turrell 大型灯光展牵动了大票的眼球,这种和光影,场景有关的艺术作品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网红款”,这个词亦正亦负也都因人而异。您会介意您自己的作品成为“网红款”吗?

Raven Kwok: “网红款”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标签了。我自己还收获过“屏保”,“软件特效”,“蘑菇替代物”等令人哭笑不得的标签。如果可以引起大众对这个领域关注的话,我完全不会介意自己的作品成为“网红款”,如果这意味着我自己同时也成为“网红”的话,我会很窃喜。

郭锐文为Karma Fields制作的MV在YouTube上已点击过百万

WKLY: 几年前您做了几个音乐录像带的项目,像Build the Cities,这首MV在YouTube上点击过百万。您用编码把歌词可视化,很多无机的图形,轮廓随着节奏不断的变化,推动的视觉特别精彩。 这些大量重复的图案与几何图形的存在是否是随机组成的?

Raven Kwok: 图形并不是随机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计算机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随机,无论是PRN还是TRN它都会需要一个生成器)。它们的背后有一套我定制的算法规则,所有的Agent都会根据这套规则以及其他的Agent自发地决定对应的行为,并产生视觉图形。

WKLY: 在您看来,音乐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与视觉的重要性相比会有主次区分吗?您是怎样为作品筛选音乐的?

Raven Kwok: 对于Audiovisual作品来说的话,音乐与视觉是一体、无法分割的,所以不存在主次的问题。对于我创作的其他一些非Audiovisual的生成/交互装置的话,视觉可能会占主要的一部分,声音会成为一个增强作品体验的辅助(毕竟我个人是一个视觉艺术家,而对声音艺术家来说,这个权重配比自然也会倒过来)。

WKLY: 会考虑和中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合作吗?

Raven Kwok: 会基于合作者本人作品、工作态度、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来综合考虑,和国籍没有什么关系。和声音艺术家/音乐制作人合作的话,基本是一个互相反馈,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筛选”。使用Stock Music的话,更多考虑的是搭配视觉内容的整体氛围,而不是个人的音乐喜好。

Build the Cities作品曲线设置细分

WKLY: 自己做影像作品以后会不会也有看不懂其他艺术家的影像或装置作品的时候?作为一个“圈外人”该怎么理解装置艺术作品?

Raven Kwok: 经常会有,对于普通观众或者专业领域之外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恒定的标准。我把Skyline发布在网络上的时候,完全没有要求网友应该去了解Voronoi二维空间分割,频段振幅可视化等问题。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背景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体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偏观念方向的艺术家对此肯定会有不同的见解。

Doge Chorus作品使用Processing编程的画面

WKLY: 更早之前您还做过哪些形式的作品呢?

Raven Kwok: 使用Flash做过许多二维角色动画。

WKLY: 您是如何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机器是否拥有自己的自主创造力?

Raven Kwok: 这其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主观的理解问题。关系是: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影响人。这些影响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而决定这种影响的是人。但人永远倾向于把自己的问题撇给别的事物,所以负面影响最终由机器背了锅。

关于机器的自主创造力,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至少目前来说没有)。即便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机器为例,基于大量数据与分析模型构建这点来说,还是与“自主创造”的定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WKLY: 这样的以计算机为主体的创作方式是否具有局限性?

Raven Kwok: 我觉得工具本身都有其局限,计算机相较其他传统架上艺术创作手段,其局限已经相对小得多了,也就是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           

WKLY: 当观众观看您的作品时,您希望得到怎样的反馈?

Raven Kwok: 我会有对结果的大致预期,但并不是说具体希望能得到哪种反馈。每个观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体验作品的视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专业背景,所以我经常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反馈,并不仅仅是“好”或“烂”或“看不懂”,而是一些结合他们自身背景的联想,譬如另一个专业学科内的一个相似概念,或是他们读的某部小说内的一个片段等。这些反馈也反过来给了我很多其他审视自己作品的视角。

 

WKLY: 在您与Symmetry Labs合作的作品Derivations中, 观众作为参与观看的角色,他的出现却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是开创者。作品带来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是来自于对于个人与个人创造力的关注,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对您的作品有什么特殊意义?

Raven Kwok: Derivations的体验其实并不算是沉浸式的,因为只有单面(地面)的影像内容。

并没有特殊意义。用计算机做创作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地根据空间与设备条件调整作品,譬如针对展览空间内配置不高的计算机降低图形复杂度,改小分辨率来适应有限的空间等等。在空间与设备都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就可以正向调整作品。Derivations就是类似的情况。手边有大量的BrightLogic LED板,每块底部都有镶嵌红外传感器,于是就改写了以前编写的一些生成系统,结合了对参与观众的定位,做了这个大体量的互动作品 。

WKLY: 视频与影像装置最大的区别在于观看地点的不确定,网络让视频观看可以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观者可以选择在不同的空间与状态下进行观看,而影像装置作品局限了观看所需的空间,但却为观众提供了更立体的体验,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利弊,在创作中又经历过哪些取舍?

Raven Kwok: 视频与装置只是作品的不同呈现方式。如同你的问题前半段所说的,任何方式都有利弊,根据具体的情况权衡即可。拿我个人取舍经历举例的话,一些沉浸式作品,在拍摄演示纪录时我通常会整合视角追踪功能(实时地使图形内容与拍摄视角的透视吻合)来增强体验效果。但对公众展示时,考虑到多位观众同时体验作品,而同时渲染并呈现每个人的视角所造成的不同透视会相当混乱,于是这个功能往往被舍去。

Stickup是郭锐文为Karma Fields制作的一个基于代码生成歌词的作品

 

WKLY: 很好奇您平时会看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呢?中国现当代有哪些你个人很喜欢的装置艺术家?

Raven Kwok: 专业领域的话: Robert Hodgin, Marius Watz, Joanie Lemercier, Albert Omoss, Beeple, Zach Lieberman, Mario Klingemann等等。其他还会看一些风格诡异的动画艺术家Cyriak Harris, David Firth等等。中国,现当代,又得是装置的话,蔡国强吧。不过我本身对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得并不是很多。

WKLY: 中国的当代影像装置作品对比起西方国家正处于探索与发展的阶段,作品的好坏与深浅称出不穷,当观众处在这样一个好坏参半的环境中应该怎样辨别作品?在您认为,装置作品会存在好与坏这样比较明显的区分吗?

Raven Kwok: 这一点上也并没有东西方之分。我个人觉得辨别优劣对于非专业领域的观众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更多的可能只是主观体验:喜欢、不喜欢、困惑,等等。可能在获得大量的体验经验之后,非专业会逐渐迈向专业,形成自己的评判体系,同样的,没有固定的标准。

会,但并不是二元的。我个人对作品的优劣评判标准是创意/想法,体验,呈现方式以及实现手段的综合结果。

WKLY: 对于想尝试影像装置创作的新人有什么建议?

Raven Kwok: 在你急不可耐要表达你的观念思想以前,学习你用于创作的工具,磨练你的创作手段技巧,了解领域的历史、现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脚踏实地,切忌浮躁。

街头摄影师刘涛的前半生:为了等一只猫跳到窗框上

熊阿姨  刘涛  编辑 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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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走红之后,刘涛在合肥供水集团的工作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没有离职,也没有升职,他被调到合肥附近的一个县城,派送水费单。

“一开始领导就说让我去玩几天,没说待多久。2015年春节把我派过去,就一直没有动静了。”

刘涛此前是合肥供水集团的一名抄表工,从2010年开始,每天花4到6个小时在合肥大街上街拍。照片里是大量荒诞的巧合,或戏剧性的偏差,2014年被《三联生活周刊》的微博介绍后,因为“用好奇心把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他的作品”,刘涛红了。那一年,他还入围了北京三影堂,斥几千块巨资前去参展。

刘涛是中专学历,毕业后就入伍当兵,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武警,“就是端着枪在塔楼上站岗的那种”。他从小自学过画画,平时最喜欢模仿井上雄彦的风格画漫画,也懂些电脑设计。家人托关系送他进入国企工作,第一个岗位是电工,每天被大客车拉着去郊区巢湖的水源口,晚上跟班长大眼瞪小眼,检查检查电路,取点水样化验下水质,没事儿自己画画解闷,第二天早上再被大客车拉回城里面,跟在监狱站岗的生活也差不多。

没想到因为网络上的走红,三十几岁的他又被发配回县里。

去县城一趟往返要70公里。刘涛每天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坐公交车,再搭同事顺风车,到了县城已经9点了。这是一个刚刚被改成工业园区的县城,刘涛每天周转于各个液晶厂、玻璃厂,他的工作还是查水表,送水费单子,与过去十几年的工作一模一样。

但是这里没法街拍。县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厂房,老年人无所事事地在街头晃荡,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四五套动迁房。刘涛偶尔在朋友圈发一组送水费单的照片:左手把单子递过去,右手偷偷用手机飞快按一张。照片里的门房们都是一种茫然的神态,打电话、面无表情、看报纸、刚刚放下手中的茶。

刘涛一直好奇心很强烈,但在他引起轰动的照片中,很多巧合都是等出来的。比如一张照片里,行人的影子正好投射在墙上的画框中,拍这张时刘涛给自己预设了20分钟等待时间,期间不停有人的背影投到墙上,最后终于等来一个侧身经过的路人,又正好抬头看了他一眼,凑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

最初学拍照时,刘涛为了等一只猫跳到窗框上,蹲守过2个小时,部队站岗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但在这个偏远的县城里,他能观察的乐趣也微乎其微:“富裕的厂子收发室环境好,亏损的厂子如果连水费都交不起了,收发室就很简陋,夏天连空调都没有。”

他还是要回到街头去拍照。每天下午2点,刘涛跳上一班固定的公交车,花一个小时回到合肥市区,在习惯的街头走来走去。每天他会拍50多张照片,最后平均每天能选出一张作品。如果当天有6、7张,那就是大丰收了。

《走来走去》,这也是他2016年出版的摄影集的名字。因为这个去年他在国内做了巡回签售,第一次面对他真正的观众。标价68元的全铜版纸摄影集卖了将近2万册,刘涛拿到的版税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他还在用原来的二手富士X100,还是原来的房子和车(不过舍不得开车去县城通勤,油费太贵了),还是每天在麦当劳吃一个汉堡,有时候想想这笔版税,他就很高兴地给自己加一个鸡腿。

单位里的喧嚣很快就过去了,有报社登了他的照片,寄来的样报直接被同事卖了废纸。刘涛去找,收发室大姐很惊奇:你还是新闻人物哦?那你还抽烟?——总是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有天晚上10点多,合肥下大暴雨,刘涛拍了一段小视频发在朋友圈:家长们冒雨站在中学校门口等孩子放学,他觉得这个场景很可怜。

有同事留言:“只要你在合肥就跑不掉,只要你在中国就跑不掉。”他们总想把出了名的刘涛拽回身边的世俗生活里。

刘涛看完,把这条视频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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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刘涛第一次出国。在德国汉堡,Lens为他主办了一场摄影展。

出发前刘涛换了两张面值500的欧元,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到了德国,第一天无所事事,拿着钱上街,马路上看到地下通道就往里钻,进去才发现原来是地铁。绕了一圈出来,想买几罐啤酒,结果到处碰壁:街头小店不受面额这么大的纸币。“我在合肥只能换这么大的,没有小的。”刘涛又掏出5美元,小店老板特意翻出一张报纸比划,意思是我们这只收欧元。

“最后我露出失望的表情,刚一走,老板又把我叫回来了。”老板翻出来一个验钞机,把500欧过了一下,又跑到其他店里终于把钱破开了。刘涛买了6罐啤酒:“我特感动,特感动。”

刘涛此前的拍摄都是在合肥,他在这里出生、读书、工作。除此之外,他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书籍和网络,他每天在自家的电脑上浏览大量摄影作品,看玛格南大师,看Flickr上国外摄影师刚出炉的作品,看森山大道的摄影集—— “拍照都是一回事儿,跟日本新宿比起来,合肥的区别也不大。”他最喜欢的摄影师是Alex Webb,刚出名时接受记者采访,刘涛说,Alex把城市里的建筑、栏杆、街上的行人都拍得很有味道,“这些元素合肥也有”。

真正第一次出国,他一下飞机就遇到了自己的粉丝:主办方帮他找了一名当地华人做翻译,这位华人在机场的箱包店打工,他的德国同事此前看过刘涛的照片,一见面就拽着他合影。最后临走时还免费帮刘涛给箱子打了个包。

摄影展在汉堡市政厅中庭举办,展出时,一位当地街头摄影师递给了刘涛一张名片。刘涛没看懂上面的德文名字“Siegfried Hansen”,翻转名片,一看到照片刘涛立刻激动了,他对网上汉森的照片已经非常熟悉了。汉森送了他一本自己的摄影集,刘涛又反复说了几遍:“我特别感动!”

汉堡也有合肥没有的元素:此时德国已经接纳了大量难民,在汉堡的7天,刘涛每天都带着啤酒上街溜达:“不喝得晕晕乎乎的,也不敢在街上转悠。”他站在街上长时间观察,看德国人怎么对待这些难民。有时候遇到难民跟他要烟,两个人就点了烟一起抽一支,“就像中国穷人跟穷人之间的感觉。那些从火车站出来的德国本地人,对难民的态度也蛮好的。”

在合肥有一阵他单纯地模仿森山大道的夜景摄影,一晚凑近了要拍一个翻垃圾桶的拾荒者,那个场景里的光影效果很让他着迷,结果一下子被对方发现了。穿过街道两边的大排档,刘涛一路被拾荒者撵着跑,吓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到终于把对方甩掉,刘涛半天才镇静下来,想到自己只是想拍个照片,怎么变成做贼了啊?

刘涛觉得挺对不住人家,悄悄折回去买了份芙蓉蛋卷,等到拾荒者晃悠出来,怯生生给人家道歉。对方告诉他,自己是从福建跑出来的,以为刘涛是反映社会黑幕的新闻记者,他不想让家里人看到自己混得这么惨。刘涛给他塞了10块钱,给彼此想了个解释:就当是稿费吧!

汉堡的难民和流浪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群体。“有伊朗难民用手指指我,指指他自己,意思是我们是差不多的人。他又指指德国流浪汉,觉得他们过得很不错。”刘涛买了烟和酒,每天跟这群人待在一起,回国的前一晚,他跟几个流浪汉聊嗨了,“就是用手机翻译,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聊。”

冬天的汉堡后半夜极冷,几个人越聊越兴奋,刘涛要带他们回旅店取暖,结果被旅店老板拦下不让进。最后在街上找到一家彻夜开放的土耳其烤肉店,刘涛请客,带着几个人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

3

回到合肥,刘涛带回来了德国的毛病,更格格不入了。刘涛也开始像德国人一样,买一罐啤酒边走边喝,“别人就觉得我这人有点……合肥街头很难找到不吃菜,一个人光喝酒的。”

“我总看美国和欧洲的电影,电影里比如一个普通的小镇,或者一个公司,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什么突然被认可了,他会分享自己开心的事儿,其他人会说,嘿,哥们儿,你做的真不错。对不对?……我就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我跟别人说我去上海了,就好像在自夸。从德国回来,跟同事就只能聊聊那边的物价怎么样,我买了什么东西……”

刘涛有个好朋友,外号叫董狼,这也是他朋友圈出现频率最高的面孔。董狼四十多岁,性格耿直。有同事提前溜回家,董狼碰到了,直接问人家为什么提前下班。“情商很低很低,他抄表摩托车都丢了好几辆了,就是抄的太认真了。”

董狼一直没结婚,每天晚上都去大商场里打电动,像孩子王一样混迹在太鼓达人、抓娃娃、跳舞机之中。刘涛特别爱拍董狼积攒的玩具奖品,各种奇奇怪怪的手表、打火机、玩具枪,一支硕大的大香蕉,打开了其实是一把伞。

“我为什么佩服他?就是因为他玩这些不是为了赌博,就是为了纯粹的开心。”

董狼

刘涛另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妻子。妻子也在自来水公司工作,比他人情练达,与同事处得不错。回到家里,妻子很理解刘涛,两个人会因为同样一个小事笑得乐不可支。在街头拍照遇到同事,同事们总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看孩子,只有妻子没这么问过他。

上个月,刘涛终于调回合肥了,也是因为市区里的工作缺人,“说调回就立刻让我回来,我还跟单位吵了一架。”

走之前,刘涛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是一堆狗粮。县城的水厂里养了一条看家的土狗,大家都管它叫科长。科长从十几年前被抱过来,一直被5米多长的链子拴在厂区里,从来没出去过。刘涛从德国回来,突然意识到这条狗成天吃剩菜剩饭,就上网专门挑贵的,给它买了一堆皇家狗粮。

“开始科长还不习惯,后来就吃习惯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铁链子松了,但科长也没跑,还绕着它的那个圈子走,给我感触特别大。我走之前跟朋友说,麻烦再帮我喂它几年。”

2015年刘涛刚调到县城时,大片空置的楼盘还卖不掉。那些欧式小区外观很漂亮,走到里面,院子里种着菜,下完雨,人们把鞋底的泥直接刮在楼道的台阶上。2016年,合肥的房价开始变得疯狂,涨幅全国第一。2017年,刘涛离开的时候,县城里的空置房已经全卖完了。

摄影师刘涛

Q:你这两年照片卖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名气有消失的那天?

A:就卖过几张,我没有主动去推销过照片,展览、宣传这些我都是不主动的,精力还是放在拍照上了。要是有其他时间,就回家陪孩子了。

我之前来北京,有记者跟我讲过现在直播很火,大家都追捧很多很俗的东西。我听完很纠结,走在路上总在想,我的走红是不是也是相似的原因?但是去年做签售时,来了很多大学生和喜欢摄影的人,发现喜欢我的跟看直播的群体不是同一类,我还蛮欣慰的。

Q:你想过换工作吗,做全职摄影师?

A:今年我参加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oP)的展览《看看我们!》,另外两个参加的摄影师,有一位就是专门的艺术家,拍广州的黑人,以后还去台湾做其他项目,我挺羡慕他的。

我中间也想过辞职,还去麦当劳问过,但按我的时间,一个月就只有一两千块钱。其他工作应该也不能让我有这么多时间在外面拍照。我这次因为调回的事儿跟单位吵架,我父母还挺生气的,家里还是希望我能在水厂好好干下去。

挣钱方面我也想过,赚了钱要么就买房子,要么就养小孩。我每天在街上看小孩各种消费,去学校门口那么多作文、书法班,就觉得……小孩学这些,也不懂什么独立思考,父母知道了什么是好东西,才能把孩子教好。

我今天在街上还在听一个播客,讲耶路撒冷,主讲人有段论述我特别认可,说人的存在不只有物质,还有精神层面。我希望把我的精神放在更深的层面上,拍照让我在精神世界上有个落脚点。照片赚来的钱,够我在街上吃饭什么的就行了,如果为了钱,很难拍出好照片。我希望拍照是为了艺术,如果只是为了以后买套房子,拍照不是跟工作一个性质了吗?

Q:你还是会看很多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在跟外界学习。

A:对。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进入数码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新照片出来,这对摄影师的要求更高。

看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也要了解他们所处的背景。我现在也看很多纪录片,比如要了解英国人什么时候到的美洲大陆,从莱克星顿的枪声,到13个殖民地,到卖烟叶、禁酒这些历史都是怎么回事,再到1960年代,再到现在……知道了这些再去看那些美国摄影师作品感觉就不一样了。

国内现在很多摄影师的拍法,在国外过去已经都拍过了。但是国外有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摄影师,他们一辈子都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小镇上拍照,这样的摄影师,中国好像还没有。

Q:每天在同一个路线拍照,会不会腻?如果今天某个场景没拍到,第二天可以补吗?

A:我在街上拍照的时候,没有特意想过要拍什么,每天就想在街上走一走,至少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拍到的照片也是我自己独有的。

确实错过了很多有意思的场景,有的时候是自己走神了,有时候是相机对焦磨蹭了一下。我今天就在巷子里看到一个小卖部,里面有人打麻将,外面放了一块报废的广告牌做遮挡。广告牌上的画面跟打麻将的人形成一个有趣的场景,但是今天没拍成。

我琢磨着等两三天之后再去看看,怎么拍照不唐突:今天我是去那卖香烟,没法久留,你总不能离那么近在人家门口抽烟吧,过几天我再去买瓶水,这样就能在门口喝水,多待一会儿了。

Q:为什么你的抓拍很少跑焦?

A:有时候越在晚上,我越想拍得更清晰。有一次《解放军报》采访我,他们的记者问,你夜晚能拍这么清楚,是不是跟你过去当兵端枪有关?实际上没有。我晚上也不开闪光灯,就尽量离近了拍清楚一点,一些拍模糊的,反而还有一点联想性。主要还是看现场的情况吧。

Q:从2014年到现在,你从32岁到35岁,这三年里你有什么变化吗,打算要二胎吗,胖了没有?

A:肯定不要二胎了,一个都照顾不过来。

去年6月份开始,我们单位搞了一个步数比赛,到现在正好一年。我去年平均每天走2万5千步,周末不拍照步数少一些。街拍时一天走15公里,肯定胖不起来了。